本文论证的核心判断是：上古中原汉语不存在独立清晰的 f-声母，f-是后世从重唇音内部分化产生。“佛” 的用字替换、“浮屠” 向 “糊涂” 的口语流变、“回鹘” 的命名逻辑，都可以在这条音变线索下统一解释。

一、核心证据：钱大昕 “古无轻唇音”
清代钱大昕《十驾斋养新录》卷五 “古无轻唇音” 条明言：“凡轻唇之音，古读皆为重唇。” 并且专门举出例证：“古读‘佛’如‘弼’，亦如‘勃’。” 其《潜研堂文集・音韵问答》进一步概括：“凡今人所谓轻唇者，汉魏以前皆读重唇。”
轻唇音即后世 f-一类声母，重唇音对应 b-、p-一类声母。这条论断的含义即是：上古汉语没有独立的 f音位，f是后起、从重唇分化而来。汉魏时期的口语中本无清晰独立的 f-，“佛” 在当时读作重唇一类读音，并不读后世的 fó。

二、方言残留：f-非原生声母的活态佐证
南方不少方言（闽、粤、客等）至今存在 f、h 界限模糊的现象；多数闽语音系本就不设立 f 声母，非组字文读常读 h。这正是 “古无轻唇音” 在方言当中的遗存：f-并非上古中原汉语原生声母，闽语缺失 f 声母，保存的是更早一层语音状态。
传世文献考据与方言活材料两条独立线索，共同支撑同一判断：f属于后起声母，不是原生声母。

三、“佛” 的用字替换与语音底层
两汉至魏晋早期，自西域传入的这一宗教尚无固定专名，文献多称作 “胡教”，其尊神叫 “胡神”，传法僧人称为 “胡僧”。北魏太武帝灭佛诏书记载 “佛虽言胡神，问今胡人，共云无有”，直接以 “胡神” 指代佛教崇奉之神。
在传统华夷观念下，“胡” 带有族群标识与贬义联想。于是出现了一次书面用字替换：选取已有汉字 “佛” 替代 “胡”，在书写层面剥离蛮夷的贬义色彩。配套的 “浮屠”，也随之把 “屠” 改写为 “陀”。“佛”“陀” 二字原本都属于低频用字，由此组合成 “佛陀”，成为这套宗教的专有名词。这个思路，和后世清代为规避皇家避讳、皇子取名刻意选用生僻字的逻辑一致。
把原本泛称西域外来信仰的 “浮屠”，定型为 “佛、陀” 专用书写形式，这一过程，和永嘉之后西域族群大批东迁、佛教在中原大范围传播在时间上同步。
需要说明：佛教是在永嘉之乱之后才大规模进入中原。更早传入中原的 “浮屠教”，归属萨满体系，以多神供奉为核心；虽已有一定组织化形态，但并未将觉悟者作为主神神格崇拜。该论点详见拙著《人类文明史新论》专章，不属于本文主线，此处不再展开。
文字书写可以雅化更名，却无法切断口耳传承的底层语音记忆。官方以 “佛” 构建庄严的书面称谓，民间口语依旧延续重唇的旧读法。汉魏之际 “佛” 读重唇（b-类），尚未分化出后世轻唇 f-。书写符号完成替换，底层语音脉络并未中断。

四、“浮屠” 到 “糊涂” 的口语流变
“佛” 是上层、书面的雅化改造，而民间口语走了另一条路径，让外来神圣词汇发生世俗化音变。
早期音译形式作 “浮屠”，也写作 “浮图”。唐代孟郊诗作中已见 “鹘突” 一词，其语音形态，和民间口传的 “浮屠” 自然流变高度契合。普通民众难以理解深奥佛理，口中读出的 hú-tú，既是音译词 “浮屠”，也是后世 “鹘突（糊涂）”。这个外来的神圣音译词，在中原口语环境中，逐步转义，变成形容思绪混沌、事理不明的日常词。
这一节意在说明：口语音变有自身轨道，不受书面雅化的约束。“浮屠” 的民间读音独立流传，和书面定型的 “佛” 并行共存。

五、“回鹘” 命名中的换字不换音
同样这套换字存音的机制，也见于中原王朝对北方游牧部族的定名。
《旧唐书・回纥传》记载：“元和四年，里迦可汗遣使请改为回鹘，义取回旋轻捷如鹘。”《新唐书・回鹘传》载：“请易回纥曰回鹘，言捷鸷犹鹘然。” 两部正史一致说明：“回鹘” 之名承载固定汉字寓意，并非单纯记音。
更名由回纥可汗主动上表提出、唐廷认可，发起方是回纥本部。但并不影响本文核心判断：“回鹘” 不是纯音译，是带有语义阐释的定名。
“鹘” 中古为匣母，反切胡骨切；“胡” 同样匣母，反切户吴切，二者声母相同、读音相近。书面写作 “回鹘”，取回旋迅疾如鹘的寓意；口头诵读，底层读音仍近 “回胡”。“鹘” 承担书面雅化功能，“胡” 的声母骨架保留在口语之中。这和 “佛” 替换 “胡教”、“陀” 替换 “屠” 属于同一模式：更换汉字以规避贬义、美化字面，底层语音通道不变。
回鹘西迁之后，与西域、中亚胡商持续交融，逐步形成后世庞大的 “回回” 群体。沈括《梦溪笔谈》中已经用 “回回” 指代高昌回鹘，“回回” 是 “回鹘” 进一步音转形成的民间俗称；顺序是先有带寓意的书面定名 “回鹘”，再衍生出口语化的 “回回”。

结语
“佛” 代 “胡教”、“陀” 代 “屠”、“鹘” 代 “胡”，三组用字替换拥有共同特征：都不是单纯语音转写，而是在既有汉字里挑选寓意庄重、不易引发负面联想的字，对异域概念重新做书面定义。书写外壳发生变动，但是底层语音链条没有断裂。“佛” 古读重唇，“回鹘” 口语近 “回胡”；钱大昕古无轻唇音的结论、南方方言 f-/h-混读的遗存，共同支撑这一判断：上古中原汉语没有独立清晰的 f-声母，f-是从重唇音后起分化而来。文字可以更换，语音底层难以改写。
此一判断，在西亚早期字母文字体系中同样可得到印证：其基础二十二个字符，原本并不具备对应 f-音的字母。拉丁字母系统新增这一表音符号，与拉丁文创制与契丹西辽政权相关；契丹族群原有佛教信仰，在搭建这套字母体系之时，为准确记录业已出现的 f音，特意增补该字母，由此形成早期拉丁字母二十二加一、共二十三字母的形态。这一脉络的详细推演，见拙著《人类文明史新论》相关专章。